1927年蒋介石、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后，中国共产**及其领导的各地组织遭到严重破坏。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，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，坚决纠正了**内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，并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**反动派的总方针。但是，残酷的斗争实践证明，攻打中心城市的道路是行不通的。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受挫后，将部队带至井冈山，与**和**其他领导人一起开创并逐步形成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，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之路。这一时期，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毛泽东军事思想。
一、在中国革命“走什么路”的紧要关头，创立了“农村包围城市，最后夺取全国政权”基本道路
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，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?面对这个艰巨的问题，年轻的中国共产**陷入了迷茫之中。当时**中央许多领导人认为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应该借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，通过发动城市无产阶级参加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暴动，首先占领中心城市，然后夺取全国广大农村，最终建立无产阶级政权。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，中国先后爆发了南昌起义、广州起义、秋收起义。但是，由于敌军的异常强大和我军力量的相对弱小，通过夺取中心城市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斗争很快失败了。
毛泽东从大革命和秋收起义失败教训中敏感地认识到：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。他通过对当时国情的分析，认为在我军力量还不足以攻打城市的情况下，必须到敌人控制力量相对较弱的农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。同时，他还以天才般的思维论证了在中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，实行 “工农武装割据”的必要性和可能性。
毛泽东指出，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，“亦必有相当的条件”。第一，特殊的国情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，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，这种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，必然导致社会政治的不统一，并继而造成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和连绵不断的战争，这是当时中国的显著特征之一。在这种历史背景下，“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，便给了一种条件，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**领导的红色区域，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”〔1〕。第二，一定的群众基础。毛泽东认为，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，中国共产**在不少省份的农村都有一定的工作基础，这些农村的民众在农民运动中又受过民主革命教育。只要深入并立足这些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，通过“工农武装割据”，不断聚积、发展革命力量，就会将这些地方建成先进的革命根据地，建成夺取大中城市和全国政权的出发点与前进基地。第三，持续的革命形势。毛泽东分析认为，中国革命形势是随着国内、国际各种势力连绵不断的战争而持续地向前发展的。所以，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，“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，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”〔2〕。基于以上的分析，毛泽东认为红色政权“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，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”〔3〕。这些论述，标志着毛泽东关于“工农武装割据”的革命理论初步创立。
二、在中国革命“如何领导”的重大问题上，确立了“**指挥枪”基本原则
如上分析，中国革命必须走“工农武装割据”的革命道路，而“工农武装割据”的一个基本条件，就是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**要拥有自己的军队。而这是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，具有自身的缺点和弱点，如何领导好这支军队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*人，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思考。
秋收起义受挫后，由于政治思想工作薄弱，部队思想一度混乱，士气十分低落，军心涣散。“芦溪受挫后，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，许多知识分子和军官出身的人，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，纷纷不告而别。”〔4〕为改变这种不利状况，加强**对军队的领导，毛泽东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进行改编时，在部队中创立了**代表制度，将**组织建立在连上，排有**小组，班有；营、团以上成立**委，团、营、连设**代表，并担任**委**、支部**，负责领导**的工作，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，指导民运工作，并规定一切重大问题均应经过**的组织集体讨论决定，由此确立了“**指挥枪”的原则。对此，罗荣桓评价说：“三湾改编，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。正是从这时开始，确立了**对军队的领导。”〔5〕
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所创立的**代表制度和“**指挥枪”的原则，使中国**从缔造之初便有了政治灵魂，有了行动纲领。它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一个重大创造，不仅在政治上、军事上、组织上和理论上为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初步基础，也为中国革命“如何领导”确立了基本原则。不仅对**在艰苦环境中提升部队凝聚力、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也对**整合军队并在军队中顺利实现自己意志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。“**代表制度，经验证明不能废除。特别是在连一级，因**的支部建设在连上，**代表更为重要。”〔6〕
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，在红四军的**内和军内开始滋长了单纯军事观点、极端民主化、非组织观点、平均主义等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倾向。这些不良倾向和错误思想，影响**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的贯彻执行。为及时澄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**的影响，保持**的马克思主义建军本色和无产阶级革命本色，1929年12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了**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，历史上称为“古田会议”。会议一致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《中国共产****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》，该决议案对中国革命“如何领导”确立的基本原则主要有：(1)明确“**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”，“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，还要负担宣传群众、组织群众、武装群众、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**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”〔7〕。决议案明确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、盲动主义思想残余。(2)**必须坚持中国共产**绝对领导。决议案指出，“每连建设一个支部，每班建设一个小组，这是**中**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”〔8〕，决议案要求“**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，遇事要拿出办法，以建立领导的中枢”〔9〕，通过在**中建立**的领导中枢，健全**的各级组织和民主生活，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。
三、在中国革命“如何建军”的创军实践中，确立了人民军队新式建军的基本制度
井冈山时期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，在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革命实践中，不断实践并创新人民军队的建军制度。
第一，倡行志愿兵役制。1927 年**的“八七”会议召开之后不久，**中央对革命军队的建设就提出了志愿兵役制的要求：“创造新的革命军队，不要有雇佣的性质，而要开始于志愿兵的征调，渐进于义务的征兵制建立工农的革命军”〔10〕。但是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人民军队在缔造之初，部队主要还是靠雇佣制组建起来的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也是如此。这种靠雇佣制组建起来的部队，无论是长官还是士兵，大多不是为革命而是为养家糊口而参军。秋收起义受挫后，鉴于当时革命形势和起义部队状况，毛泽东在对部队进行改编时，果断地废除雇佣募兵制，实行志愿参军制，并宣布“愿留者则留，愿走者则走”。由此开始践行人民军队新的建军原则。此后，中国共产**在长期革命战争中，一直实行志愿参军制。
第二，创建士兵委员会制度。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前，当时共产**领导的军队还有不少旧军阀的长官色彩。为消除旧军阀思想对部队的影响，**到了井冈山之后，连以上部队都建立了士兵委员会。“在军、团、营、连均设士兵委员会。”〔11〕士兵委员会的工作，“一个是政治民主，一个是经济民主，管理伙食，管理经济”〔12〕。士兵委员会通过对部队政治和经济的民主管理，权力很大，“军官要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，做错了事，要受到士兵委员会的批评，甚至制裁”〔13〕。通过士兵委员会制度的建立及其民主管理，毛泽东认为，“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”〔14〕。
事实证明，在部队中建立士兵委员会，让士兵群众都有机会参加军队的事务管理，这对健全军队民主，革除部队长官作风，破除雇佣与受雇佣思想，密切**与士兵的联系，聚合作战实力，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。罗荣桓回忆道：“为了扫除军队中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，毛泽东同志果断地采取了许多革命措施。例如，士兵委员会就是这时候产生的。为了反对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，这就需要进行民主改革。士兵委员会就是实现民主的一个组织形式。”〔15〕毛泽东本人也对士兵委员会制度大加褒扬：“**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，战斗如此频繁，仍能维持不敝，除**的作用外，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。”〔16〕
第三，创制人民军队军纪军规。严明的军纪军规是部队行军打仗的重要保障。毛泽东很重视部队纪律，在领导秋收起义时他要求部队官兵对待人民群众说话和气，买卖公平，不拉夫，不打人，不骂人。1927年10月，毛泽东带领部队在转战井冈山的过程中，为赢得群众的支持，又向部队宣布“三条纪律”：第一，行动要听指挥；第二，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；第三，不拿农民一个红薯。这就是中国**“三大纪律”的原胚。1928年1月，毛泽东率领部队进驻江西省遂川县城，在分散发动县城周围农村群众时，他对部队提出了“六项注意”：上门板，捆铺草，说话和气，买卖公平，借东西要还，损坏东西要赔。同年3月，部队到达湖南省桂东县沙田村时，毛泽东正式宣布“三大纪律，六项注意”作为部队的行动纪律。“三大纪律”是：行动听指挥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，打土豪要归公；“六项注意”是：上门板，捆铺草，说话和气，买卖公平，借东西要还，损坏东西要赔。
“三大纪律，六项注意”不仅为中国**奠定了统一纪律的基础，还赢得了群众的真心信赖。当时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：“**纪律真严明，行动听命令；爱护老百姓，到处受欢迎；遇事问群众，买卖讲公平；群众的利益，不损半毫分。”1929 年以后，根据客观实际和部队建设发展的需要，又将 “行动听指挥”改为“一切行动听指挥”，“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”改为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，“打土豪要归公”改为“一切缴获要归公”。“六项注意”也逐步发展完善为“八项注意”：说话和气，买卖公平，借东西要还，损坏东西要赔，不打人骂人，不损坏庄稼，不调戏妇女，不虐待俘虏。〔17〕这些纪律，曾经是**以及后来的八路军、新四军、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，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，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、团结人民群众和确立人民军队对待俘虏的正确政策，对提高部队战斗力，保证**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各项任务的完成都起了伟大的作用。
第四，明确提出人民军队使命任务。为了打开井冈山斗争的局面，1927年11月，毛泽东决定攻打湖南茶陵。在攻克茶陵城后，毛泽东在总结茶陵战斗经验教训时明确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“三大任务”：第一，打仗消灭敌人；第二，打土豪筹款子；第三，宣传群众、组织群众、武装群众，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。“三大任务”从职能上规定了革命队伍在军事上、政治上、经济上的基本使命，使广大**战士懂得了“离了对群众的宣传、组织、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，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，也就是失去了**存在的意义”〔18〕这个道理，从而使“**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，都有了分配土地、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，都知道是为自己和工农阶级而战。因此，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”〔19〕。这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人民军队的建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罗荣桓回忆说：“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口号，就是在这时候提出来的。这句口号具体地体现了革命军队是进行政治斗争的武装集团，军事活动与政治工作的密切配合，互相作用的关系；也说明了只有在实际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，才能提高部队的军事、政治素质。”〔20〕
四、在中国革命“如何作战”的战争实践中，提出了人民战争的基本战术
从井冈山根据地创建时敌人的四次“进剿”、三次“会剿”到中央苏区时期敌人的五次“围剿”，**一直处于强大敌人的包围之中。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斗争实践中，敏锐地认识和把握了“围剿”反复的斗争规律，并运用这一规律指导**的行动，使**始终保持主动并在不断战胜敌人“围剿”中得到较快发展。
1928年1月，国民**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一次“进剿”时，毛泽东带领**实施“敌来我走，敌驻我扰，敌退我追”的游击作战原则，取得了第一次反“进剿”的胜利。在此后的三次反“进剿”战争中，毛泽东不断总结**游击作战经验，并在曾中生“飘忽战略”基础上完整地提出了“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”的游击战争基本作战原则，奠定了我军战略战术理论体系的第一块基石。在游击战作战原则的指导下，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，创建了包括井冈山在内的十多个革命根据地，**发展到约有三万余人的正规部队，建立了军团和方面军，基本上形成了主力**、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。同时，主力**的作战原则也适时地由游击战转向运动战。
根据地的日益发展和壮大引起了国民**反动派的极度恐慌。为加大对共产**领导的中央苏区的军事进攻力度，从1930年11月到1933年5月，蒋介石调集兵力先后向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发动了五次“围剿”。在前三次反“围剿”斗争中，毛泽东率领**采取“诱敌深入”、“先打弱敌，各个击破”以及运动战的作战方针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。在这三次反“围剿”斗争中，**作战原则已基本形成。这些基本原则包括：诱敌深入，待机破敌；集中优势兵力，各个歼灭敌人；速战速决；运动战等，这是毛泽东对我军战略战术创造发展的重要贡献。毛泽东在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一文中说：“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，内容大大丰富起来，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。”〔21〕
〔参考文献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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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4〕〔5〕〔11〕〔12〕〔13〕〔15〕〔20〕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：下〔M〕．北京：中共**史资料出版社，1987．176，120，365，193，119，119，86．
〔7〕〔8〕〔9〕毛泽东文集：第1卷〔M〕．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3．79，88，81．
〔10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：第3卷〔C〕．北京：中共中央**校出版社，1983．291．
〔17〕聂金山．试论井冈山道路是科学的革命道路〔J〕．**史文苑，2010，(8)：8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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